作者：陈韵宇

编辑：李雨秋

编者按：本篇文章转载于中山大学罗思阳老师创办的“神经的罗贝尔博士”公众号，合作究竟是基于直觉上的联想，下意识发生的，还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最终采取的结果？从宗教引发的信仰习俗到科学的实证研究，通过阅读本篇文章，你将会有所领悟，全文共2455字，预计阅读时间6分钟。

罗思阳教授

（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

罗思阳教授：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文化与情感神经科学实验室负责人，创办了“神经的罗贝尔博士”公众号。目前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融合科学处流动项目主任、《Culture and Brain》副主编、《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编委。研究领域包括：1)计算文化神经科学：自然环境、遗传基础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协同演化过程，社会文化变迁及其对社会行为的影响；2)社会情感神经科学与消极心理学：共情，信任与背叛，从众，撒谎，死亡恐惧等复杂情感过程及行为的神经机制，及在特殊人群中的表征；3)神经管理学与神经营销学：结合多维大数据（基因、神经影像、社交网络）预测个体人际决策，品牌偏好与消费行为。

作者：陈韵宇

中山大学心理学系2020级硕士生，研究兴趣包括社会高级情绪和人际互动决策的动态神经机制。

世界上很多宗教都有要求信徒亲社会的经文和仪式，比如基督教的“爱邻如爱己”，还有比如“好人有好报”。

大规模合作网络的扩展、宗教教义和习俗的出现和传播并存可能并不是偶然，历史记录、跨文化研究和实验室结果都表明，宗教信仰至少在信徒之间是能够促进合作的，但这种合作是普遍的还是狭隘的，即是包括外群体，还是是对外群体有偏见的，这还没有定论。

合作通常需要为了团体利益而做出个人牺牲。一些心理和社会机制可用来解释宗教信仰如何促进合作。

对上帝的信仰、教义中的惩罚以及全能的神的恐惧，增加了合作以及对匿名他人的利他行为，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宗教促进的信徒合作是普遍的。

考虑到宗教对亲社会性的规定和信徒对违反规定带来惩罚的恐惧，宗教信徒这一社会身份是一种值得信赖的、互惠的信号，这样一个信徒的身份会被冒充信徒的搭便车者利用，真正的信徒的利益则会受到威胁。

举例来说，搭便车者可以让信徒单方面帮助他，或者说与他合作，但不给予回报，因为他知道即便如此，信徒也不得不以宽容态度原谅他。

为了降低被搭便车的可能性，信徒可能会通过是否定期参加宗教公共仪式来识别出搭便车者，因为参加这些仪式的心理代价对于搭便车者来说是沉重的，这实际上反而增加了信徒对无神论者和别的宗教信徒的不信任与系统歧视。从这个角度看，宗教促进的信徒合作可能是狭隘的。

关于宗教的亲社会性是普遍的还是狭隘的问题，目前的研究证据仍然是不一致的。一些研究发现，宗教信仰总体上会提高利他主义和合作性，包括对无神论者。也有跨文化研究表明，宗教偏见可能是直觉的，是通过自发联想而形成的。

这些发现引起了疑问：在判断中直觉上的宗教偏见是否会扩展到合作中的行为偏见，即宗教合作是否在直觉上是狭隘的，深思熟虑是否有助于减少这种歧视？最近一篇发表在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的文章尝试研究社会启发式假设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这些问题。

社会启发式假设提出社会决策有两种认知过程可以驱动：

第一是更直觉和更省力的方式，即直觉决策，短时间内做出反应；

第二是更深思熟虑和更努力的方式，需要更长的思考时间来权衡，最终做出决策。

在直觉决策中，由于直觉反应的是之前倾向于合作性的社会互动，往往呈现出一种直觉性的亲社会性。

支持社会启发假设的是，在直觉思维增强的情境下（比如有时间压力、认知负荷或启动），社交困境博弈中中的合作也有所增加。此外，之前在少数群体中进行的社会启发假设测试发现了强烈的群体偏差和直觉合作。以往的研究证据表明，合作通常是直觉的，独立于群体身份。

Ozan Isler等人在研究中使用了囚徒困境的范式，假设信徒的直觉合作是普遍性的，不管他们搭档的宗教身份是什么，被分配给直觉条件的被试会比被分配给深思条件的被试更愿意合作。

除了社会启发假设，本研究还探究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自我控制理论。自我控制理论认为自动化的本能反应通常是自私的，合作需要深思与自我控制。

信徒们定期参与公共宗教活动可能会导致这样一种经验：对共同宗教主义者的亲社会性和信任是一种合作的启发式，而对无神论可能（即使是含蓄地）则是与自私和不信任联系在一起。自我控制解释支持的说法是：深思通过控制本能的自私反应和鼓励公正、公平的道德判断来加强合作。

研究者认为，将社会启发假设的深思自私解释与自我控制解释的深思合作解释进行比较，可能有助于发现是否可以利用深思来缓和直觉的宗教狭隘。

此项实验在美国进行，通过几个问题筛选出积极履行义务的信徒：

真正信徒对于“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做出“基督教”的回答；对“你是否规律地参加宗教活动”做出“是”的回答。

研究者们设置另一名基督徒、一名无神论者、不知宗教身份的个体中的任意一个作为信徒被试们的搭档，并且设置了短时间（10s）让被试反应来体现直觉决策，长时间（20s）让被试反应体现深思熟虑的决策。

研究者首先让被试阅读指令，指令包括对时间限制的解释，以及遵从时间限制会得到的金钱奖励。接着屏幕会显示2秒关于搭档的信息。

在迅速浏览完搭档信息后，被试需要对手中的0.5美元做出分配。即决定把其中多少分配给搭档，最终拿到的钱是留在自己手上的钱加搭档分配给自己的钱的两倍。

假设某个被试决定分配给搭档x美元，ta 的搭档决定分配y美元给ta，那么这个被试最后得到的钱为：0.5-x+2y。从这个公式里只需要知道一点，即收益最大的方式是双方都把所有的钱分配给对方，但同时也要面临自己掏出了所有的钱但对方不合作的风险。

以上即为一种激励式的囚徒困境博弈，研究者还增加了检验控制是否成功的环节，检验了时间限制的操纵是否在认知及行为上影响了决策过程，不同搭档在社会关系主观亲密性的得分上是否有所不同，以及被试是否理解了囚徒困境。

最终得到的实验结果是个体对群体内配对（搭档为基督徒）的合作程度高于群体外配对（搭档不是基督徒），但是没办法证明普遍的直觉合作理论，因为两个时间限制条件下的合作性没有什么区别，在无群体身份条件下，也没找到支持直觉合作的证据。

此外，与社会启发式假设相反，不管搭档的群体身份是什么，在时间延迟条件下，即被试经过思考后，合作性都比在时间压力条件下有所增加。

从结果来看，此研究没有证明直觉合作的普遍性，而探索性分析证明了自我控制解释预测的直觉自私，只有经过深思熟虑才会增加公平的观念，加强合作。

那么如何调和之前研究支持的社会启发式假设与此研究支持的自我控制解释呢？

研究者发现社会启发式假设所预测的直觉合作与自我控制解释所预测的直觉自私对于潜在的社会和认知过程有着不同的前提。

社会启发式假设是在过去的社会交往中形成的心理捷径，而自我控制解释是一种原始的、本能的、自我保护的反应。

因此，总体而言，一种机制可能会主导另一种机制。由于它们也可能相互抵消，因此这两个独立的机制也可以解释社会困境中直觉合作行为测试的整体削弱或无效，所以当单独检验社会启发式假设或自我控制解释时，需要将它们进行分离。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与无神论者相比，信徒更倾向于与同宗教信徒合作，因为他们期望同宗教信徒合作度更高，也因为他们在面对同宗教信徒时做出合作决策时感到的冲突更小。

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不管群体身份是什么，启发深思熟虑都可以促进合作。

小编的话

在编辑过程中，小编搜刮脑中仅存的一些浅薄知识，记录对于实验的如下想法与大家分享： 

在本实验中，最重要的似乎是时间操控，因为它直接决定了被试参与实验的条件是“直觉性”还是“深思熟虑”性的，但10s和20s是否能区分“直觉”和“深思”是值得考虑的。此外，对于信徒更倾向于和同宗教信徒合作的发现，对人类社会其他群体来说，可能也会有相似的结果，即人们更愿意和自己信念相似的人合作，得出宗教团体的亲社会度更高，可能是由于其他团体的范围更广、更不好区分团体成员导致的。总之，从之前研究中得到的——心怀虔诚信仰的人更愿意与他人合作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在这一研究中得到了扩展，即如果这个虔诚的人同时还有充足的时间与理性思考，那么他/她的亲社会行为也许就会偏向普遍性而不是狭隘了。

参考文献

Isler O., Yilmaz, O. & John Maule, A. Religion, parochialism and intuitive cooperation. Nature Human Behaviour 5, 512-521 (2021).